鲁东大学李存朴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后期项目《观念•知识•群体：19世纪中叶中日近代世界认识比较研究》（18FZS01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对这类复杂问题的解释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从世界认识的角度寻求历史的可能答案可以丰富相关的研究，在比较中进一步深入认识这一时期中日世界认识的转变情况。

对中日两国来说，世界认识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日作为后发外生型近代化国家，可谓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已经有近代化模式可资借鉴，因而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实现近代化的起步；不幸的是对外部条件的依赖性很强，尤其是在近代化的起步阶段，因而必须对世界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才能为发展提供一条正确的道路和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世界认识主要是指对世界格局的认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中世纪以前包括中世纪基本上是地域性格局，中世纪以后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格局。在中世纪以前的地域性格局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性秩序是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世界秩序之一，形成了以“天下观”、“华夷观”及其朝贡体制为特征的地域性秩序。中世纪以后可以在总体上称为近代世界格局，它是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为支配力量的世界。本研究以中日传统世界认识主要是中国传统世界认识为切入点，分析“天下观”、“华夷观”及其闭关锁国体制在近代的演变和转型。换言之，就是世界是怎样的，如何处理本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此前提下，主要从观念、知识、群体层面比较了中日近代世界认识，其中重点是19世纪中叶中日近代世界认识。

首先是对中日传统世界观念的分析，它是两国近代世界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也伴随着两国近代世界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国传统世界认识是前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世界认识，“天下观”、“华夷观”与朝贡体制相互结合，形成了完整的“中国中心观”的理论系统及运作方式。日本传统世界认识也深受中国影响，其基本趋向是在吸收中国传统世界认识特别是华夷观念的基础上，不断追求自我中心意识：一是以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构建的“西蕃观”，其特点是将朝鲜半岛国家视为日本的朝贡国，这种观念在前近代的日本一直存在并且以后仍有残留；一是以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构建的系统，它基本是从依附中国到脱离中国的过程，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三国世界观”。所以，中日传统世界认识都有浓厚的等级意识，17世纪以后两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也与这种意识有关，但两国传统世界认识也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奉行绝对中心主义而日本推行相对中心意识。

世界史的形成缘于新航路开辟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一过程中，中日以往推行的世界秩序受到挑战，中日传统世界认识也因其不同的内涵而与西方近代世界认识发生了不同关系。从明末清初到19世纪中叶以前是西风东渐与中日近代世界认识的萌动时期，其中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世纪末以前是第一阶段，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充当了传播西方世界认识的主角，日本又通过荷兰形成了兰学时代；18世纪末到鸦片战争以前是第二阶段，西方国家开始直接要求中日改变传统对外方式，随时窥伺并准备打开中日闭关锁国的大门。在这近300年的过程中，中日近代世界认识开始出现歧异，中国主要通过耶稣会士被动地接受了部分新世界知识，但更多表现为排斥西方文化及其世界认识，西方世界认识只有被很少一部分人接受；日本先是形成南蛮文化热潮，锁国时代又通过荷兰主动地吸取新世界知识，形成兰学思潮，出现兰学家群体这一专业知识集团并开始影响日本社会的其他阶层，世界认识得到了更全面、更深入的发展。“佛郎机现象”与“兰学现象”可谓是这一时期两国如何应对西方新世界的典型注解，充分体现了中日对西方及其文化的不同态度，拉大了两国世界认识的差距，使中日近代化的起步面临着不同的资源和条件。在西方国家不断向世界推进之时，它对中日两国的历史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马戛尔尼使团和拉克斯曼使团的不同结果是其中的首次考验，标志着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处理与西方关系的不同观念和方式。

19世纪中叶，中日先后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适应和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中日都遇到了诸多问题，其中首先的直接问题是对这一体系的了解非常有限。因此，首先必须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使中日的近代世界认识最大限度地接近世界的本来面目，同时又符合两国的现实需要。正是在此背景下，19世纪中叶的中日两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了解、研究世界的思潮，推动着两国近代世界认识的不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世界认识的知识来源和认识世界的群体是直接作用于中日世界认识发展的两个方面。世界知识的来源渠道越多，接受世界知识者也越多，形成群体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认识世界之群体的状况又影响世界认识的知识来源，群体规模的大小不仅会扩大或缩小世界知识的来源渠道，也会影响世界知识的传播。世界认识的知识来源必须同中日认识世界的群体相结合，才能使世界知识融入本国，推动本国世界认识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19世纪中叶，中日世界认识除了继承此前两国不同的世界知识的积累外，其他新知识来源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期：40－50年代主要仍以间接知识为主；60年代以后走出国门获取域外世界的直接知识成为两国世界认识发展的方向，认识世界之著作和群体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随着中日融入世界体系进程的不断加快，近代世界认识的知识来源自然愈益拓宽，著作更加多样化，群体也不断扩大。概而观之，魏源的《海国图志》与日本的《海国图志》时代是19世纪中叶中日近代世界认识的知识来源、著作和群体的典型现象，《海国图志》在中国反应平淡,基本只是魏源的私人著作；日本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幕府，都非常重视《海国图志》，形成《海国图志》时代。

尽管中日近代世界认识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但19世纪中叶两国基本形成了近代世界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从宏观方面关注世界局势，特别是如何认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其中主要表现为接受地圆说、五大洲说以代替中日传统的“天下观”和“三国世界观”，两国也目睹和认识到西方横绝天下的态势；二是在文化观方面重新认识中日传统的“华夷观”，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解读确立了彼此的关系和地位；三是在政治方面开始不同程度地接受以国际法为宗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四是在经济方面开始重视贸易、市场在世界一体化中的影响和作用，形成新的世界经济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中日对传统世界认识的批判和对近代世界认识的认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同时，中日近代世界认识的内容更有诸多差异，其中最突出的是日本以“华夷变态”的形式完成了转型，东西方文化的地位被颠倒，“文明开化”、“脱亚入欧”成为日本近代化的象征；中国也对华夷观念进行了清理，包括从自然科学方面的重新诠释和人文制度方面的深入认识，形成中西二元论色彩的调和观念，“中体西用”是其典型话语。

中日近代世界认识形成于19世纪中叶，无论是19世纪中叶以前东西方相对和平时期中日世界知识的累积，还是19世纪中叶东西方剧烈冲突时期中日世界认识的转型，两国的近代世界认识都有诸多差异。那么，在这些诸多差异中，对中日近代世界认识的发展造成根本性、全局性影响的差异究竟有哪些？其深层原因是什么？这主要表现为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巨大差异：从形式方面而言，主要是纵向进程中中日近代世界认识发展的间断性与连续性，横向对比中中日近代世界认识群体的依附化、边缘化与独立化、核心化；从内容方面而言，主要是中日近代世界认识理念的技利观与文明论。进而言之，一是世界认识的发展进程能否及时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知识和信息，其中关键环节是和平时期世界认识的累积过程；二是在累积与转型的过程中，能否形成一个世界认识群体，它既支撑着和平时期世界认识的不断累积，也在转型时期有充足的能量影响社会，使近代世界认识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上升为政府的政策；三是世界认识的内容能否为社会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的转型时期，世界认识能否引导社会迅速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同时，世界认识的发展进程及其内容与世界认识群体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世界认识的持续性发展会形成一个以认识世界为目标的阶层和群体，群体的形成又会推动世界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促成世界认识的转型，世界认识群体也因此会上升为社会的主流阶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从世界认识的层面看，主要原因有中日中心与边缘的自我世界意识，科举制和世袭制下的士与武士这一社会中坚阶层的区别，而中央集权制与幕藩制及其逆转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区别。

中日世界认识发展的差异对两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包括近代化的舆论导向、近代化的最佳机会、近代化的中坚阶层、近代化的发展模式。所以，中日近代世界认识的差异是导致19世纪两国近代化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成果的价值

世界认识研究无论是对历史的准确认识，还是对现实的正确判断，都是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如果说在西方及其文化的冲击下，中日近代世界认识的比较带来了什么经验教训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过于执着于以自身的价值观衡量世界，结果是外部的压力持续增强而内部的变革也不断激化；日本则是对外在世界过于敏感，将外在世界的变化作为处理本国问题的根本着眼点，甚至走上了侵略别国的军国主义道路。所以，中日如能相互包容并借鉴对方认识世界的观念的话，可能会有更理性、更理想的结果。其次，在社会稳定时期，尽量营造宽松的思想文化氛围；社会转型时期，要果决地推动系统的变革，这是中日近代世界认识比较的另一经验教训。另外，从世界范围看，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应当支持合理的非主流价值观，而不是一味支持、附和主流价值观，这从中日近代世界认识的对比及中日近代社会的发展结果来说也可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