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董希文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文本理论中国化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7BZW05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文学文本理论是一种重要的西方理论资源，但它不是一个派别，而是立足文本客观存在探究文学问题的诸多流派的统称。每一派西方文本理论都有其立论哲学基础、话语体系，演变轨迹清晰可辨。但其在中国化过程中，在杂语共生的当代中国却被抹平了差异，发生一定程度异变。同时文本理论还要面对汉语文学经验（包括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汉语书写系统）的检验，中国旅行更为艰难。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值得研究和关注。

一、 研究的背景和目的

西方理论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不能绕过的重大课题。在文艺学领域，自上个世纪末，曹顺庆等学者提出“西方文论中国化”论题后，国内就展开这一问题研究。曾繁仁、朱立元、王一川等前辈学者积极参加讨论，提出了宏观性、建设性建议；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张惠、王有亮“新批评”中国化研究等则是个案探究，细致剖析了不同派别西方文论中国化进程。文学文本理论是一种重要西方理论资源，其引入中国的过程也经历了“中国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新近钱翰《文本概念的中国之旅》、梅启波《文本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等让国人认识到了文本理论进入中国后的各种“误读”问题，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国外学者对文本理论中国化关注较少，其主要兴趣集中在运用文本理论探究汉语文学形式规律方面，如美籍华裔学者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等，该类著述立足西方学术视野，所提观点新颖、尖锐，富有启发价值。西方学者多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例，辅以文本细读分析与现象描述，较少涉及理论旅行的中国化问题，虽有新见，但时常夹杂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值得警惕。

国内学者对文本理论中国化研究较多，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西方文本理论引进与研究，二是中西文本理论比较研究，三是当代中国文本理论与文本批评探究，四是中国文本理论体系构建研究。前人和时贤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既存在于理论研究本身层面，也体现在对其“化入”中国现实的错误估计和草率处理。

就理论研究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文本理论内涵及各派谱系梳理仍有欠缺。文本理论是20世纪西方出现的一种侧重文本结构形式及释义研究的理论形态的统称，派别众多，各自产生于不同的哲学背景并发生相互影响，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二是引进较多，但没有进一步研究其中国旅行、中西对接的条件及可能产生的变异，即中国化过程研究不够丰富。简单移植、以西释中、似是而非的阐释等较多存在。三是“细读法”“陌生化”等核心范畴中国化个案研究较为成功，但较少从整体上探究文本理论中国化方式及类型。尽管随着关键词研究的兴起，国内学者对文本理论核心范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但是真正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深入剖析其中国化背景、中国化进程及与中国传统优秀文论对接、互鉴的厚重成果并不多见。四是文本理论中国化的规律及实效研究尚有欠缺，不能很好激发并推进中国当代文本理论与批评建设。

在上述所有问题中，最应该、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是文本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由于“引”而不“化”带来的突出问题。因此，探究其中国化方式、途径与规律，总结其中经验与教训，对于辨识当代西方文论、重估其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借鉴价值、推进中国文论“走出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二、 成果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本成果借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成功经验和赛义德“理论旅行”观念，深入研究了文本理论中国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归纳其中经验与教训，并探究建设当代中国特色文本理论策略。

第一、西方文本理论资源梳理。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不是一个学派，而是多种学派的统称。每个学派都具有不同的学术渊源和背景，并且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研究文本理论的内涵及谱系，探究其发展演变轨迹，归纳其类型与形态便是本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文本理论中国化语境、途径研究。文学文本理论进入中国并得以传播，须与中国语境相契合。新时期以来“拨乱反正”及建立文学科学的需要，加速了文本理论中国化进程。但各个学派、各种理论主张中国化的深度与广度并非一致，产生这种差异的关键仍是具体语境及传播方式的不同。在这里有两个主要问题须引起关注：一是中国化学术语境分析。中国传统重思想轻形式的文化语境，决定了文本理论中国化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放语境又决定了文本理论引介之必然。历时性的文本理论被压缩于共时接受空间，在杂语共生的环境中必然造成理解上的差异。二是文本理论中国化旅行。通过丰富文献与实例，探究各种不同文本理论中国化过程，包括翻译、出版、刊发、学术讨论，探究其中国旅行及演变轨迹，剖析其与中国当下及传统文论范畴、观念对接中出现的误读和影响。

第三、文本理论中国化方式及类型探究。西方文学文本理论进入中国，与中国当代文学实践和固有传统文论相结合，肯定会出现异变，阐释与剖析异变方式与呈现形态便成为中国化研究的重点。西方文本理论中国化既不是整齐划一的整体融入，也不是笼统的大而化之的简单概述，而是存在复杂形式，其中国化主要存在四种“融合”类型：

其一中国化中的移植与强制阐释（全盘西化）。在文本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直译或移植等“跟风”现象大量存在，理论“移植”后果有二：一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盛行，二是必然造成“强制阐释”及其后果“失语”现象。这使得中国文学实践沦为西方理论“试验田”。“符号矩阵”理论中国引入就存在移植现象。

其二中国化中的误读与衍生（全部中化）。这主要是指理论旅行中对原著原意理解的偏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或是由于语境的差异，真的造成了“误读”；另一方面，或出于创新需要及中国化、本土化要求，有意夸大或删除了原理论中不适宜国情成分。在文本理论中国旅行之中，这种误读现象层出不穷。“文学性”本是雅各布森提出的一个范畴，其本意在于反对文学外部研究，强调文学语言的特质，认为文学研究的核心在于立足文本，深刻剖析文学作为一个语言客体不同于其它语言存在物的特质。但该范畴随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传入中国后，由于中国传统文论重内容轻形式的深远影响，中国化后的“文学性”不仅突出文学语言问题，而且还关注文学区别于其它艺术形式的审美本质，如文学表现与抒情功能等等。

其三中国化中的泛化与扩容（部分融合）。主要指融入中国语境的文本理论内涵无限扩展，不断泛化、延展现象。如“文本”“互文性”原为巴特、克里斯蒂娃较早提出的两个重要范畴，分别指文学语言客体意义的编织性和不同文本间存在的交互关系；中国化后则分别指语言客观存在物（作品）、作品间交互关系及作为修辞手段的表现技法。

其四中国化中的化合与归化（有机化合）。主要指文本理论与中国本土文论有机融合，成为中国当代特色文论有机组成部分，产生化学效应。“细读”“语境”等即为成功范例。如在西方文学文本理论中，“语境”是指“上下文”，是文本语义分析的限定性条件。此后，即使在西方文论中，其意指范围也有所扩大，泛指语境思维。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语境”与中国固有“时过境迁”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观念相融合，成为有条件剖析问题的代名词，生成为中国当代特色的文学批评范畴。

在上述四种中国化类型中，第一、第二种情况具有绝对化倾向，要么全盘细化，要么望文生义地“化入”中国，显然不是最佳途径。第三种中国化方式显示了西方文论融入中国的过程，是其中国化的必然环节，有值得肯定之处。唯有第四种方式最为合理，它既是中国化的方式，也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最好结果。但在西方文本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前三种方式并不少见，甚至大量存在，尤其需要警惕前两种不良倾向。

第四、文本理论中国化影响与中国文本理论建设。毋容置疑，四十年文学文本理论中国传播极大地推进了当代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设，特别是文本科学的建立，其贡献更是不能忽视。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文本理论中国化进程需要重估与反思，需要探寻其中富有启发意义的经验与规律。其一文本理论中国化实效及影响。从文学实践出发，探究文本理论中国化促进细读剖解和文本科学形成等积极作用，但更不能忽视其消解主体、虚化作者带来文学创作游戏化等负面影响。其二以中国化后汉语文本理论反观西方文本理论发展，重估其价值与缺憾，正确辨识当代西方文论。其三汉语经验中的文本特质及汉语文本理论挖掘。文本理论中国化激活了传统文论资源中作品和形式理论，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汉语文本特质，深入挖掘汉语文本理论并思考将其运用于当下文学实践。其四中西文本理论的有效对接。以文本理论中国化为个案，重估西方文论中国化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探究两者对接的契机与途径。其五当代中国特色文本理论建设策略研究。立足当代汉语文学实践，借鉴西方，激活传统，探究建设中国特色文本理论体系策略，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

三 、成果的价值

文学文本理论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其一梳理文本理论中国化进程，还原现场，对“文本”“互文”“语境”“细读”等文本理论重要范畴内涵及其中国旅行进行深入研究，彻底理清文本理论中国化状况，丰富和加深对西方文本理论的认识，推进国内当代西方文论研究。其二深入探究文本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移植、“误读”、扩容与化合的途径、方式及价值，为中西文论有效对接寻找成功道路。其三作为个案研究，能够从一个侧面深化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失语症”、“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等热点问题研究，甚至推进上述问题有效解决。

文学文本理论中国化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其一探究文本理论中国化途径、方式与规律，可为西方文论中国化相关研究提供借鉴，避免用西方文论“强制阐释”中国问题。其二探究文本理论中国化过程中激活传统文本理论资源、推动中国当代文本理论建设与批评的策略，能使中国文艺理论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逐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复兴传统优秀文化。